股民微信:中国经济的转轨在3~5年内若不能完成,就将面对人口加速下降的拐点,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增大。最新一项估算显示:201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(TFR)已下降到1.37,而2017年是1.62!显然,人们寄予厚望的“全面二孩政策”并没有改变人口增速的趋势性下降。据恒大研究院的报告,中国的人口拐点将发生在2022~2025年间。在总人口下降的同时期,联合国最新公布的预期寿命标准大幅度提升:18~65岁为青年,66~80岁为中年,81~120岁为老年。
无论选择什么发展模式,中国都要扩大内需,也就必须正视中国的基本现状。宏观经济数据可以有各种组合,我选择了一个大数组合可称为“90万亿及其倍数”:2018年中国的GDP逾90万亿元;M2即广义货币总量逾180万亿元;国家负债总额逾270万亿元;家庭财富总值逾360万亿元;国家总资产近450万亿元。这5个数字很神奇,然而更神奇的是,坊间估算中国房地产总值在360万亿元至450万亿元区间,也是90万亿元的倍数。
“90万亿及其倍数”并没有经济学依据,只能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。尤其是房地产总值的估算,按照估值的低点360万亿元约等于美国和欧洲的房地产总值;按照估值的高点450万亿元,那就是美欧日的房地产总值了。无论是360万亿元还是450万亿元,相对于90万亿元的GDP而言,就存在着资产泡沫的风险,需要及时防范。
中国政府及时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,主动放弃了政府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方式,其意义绝不亚于中国革命史上的历次重大转折。最近,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要求“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……,防止大规模返乡潮”,这显然不是危言耸听。
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历史告诉人们,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,政府的各项政策会通过制度选择而改变发展路径,任何时期的发展路径也都会产生“路径依赖”,从而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瓶颈。此时,制度变迁的需求就会产生,要求国家通过政策干预来开辟新的发展路径。这就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·诺斯(1920-2015年)的理论遗产,发人深省,引人深思。
经济转轨迫在眉睫,从“人口通缩”到人口拐点的时间段就在未来3~5年间。经济转轨的本质是制度变迁,要求开辟新的发展路径,脱离旧的路径依赖,进入新的增长空间。如果说,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路径是房地产驱动的重资产高杠杆模式,可量化的趋势在于城市化率的提升;那么未来的发展路径将顺应财富增长的趋势,流动性金融资产占比将逐年上升,可量化的趋势就是证券化率的提升。不仅要提升宏观经济的证券化率,还要提升家庭财富的证券化率。人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,国家不可同时选择同一种模式。